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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新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展”精品珍赏
   来源:文物天地     2018年08月30日 17:12

古道新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展在中国丝绸博物馆隆重开幕

周旸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近两千年来为人类的共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正是文明互鉴及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近年来,随着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力度的增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精彩纷呈。

“古道新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展”于2017年6月22日在杭州开幕,由国家文物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浙江省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甘肃省文物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协办,中国丝绸博物馆承办。展览通过8个遗址点的140余件(组)展品,从公元前5世纪一直到公元8世纪,以时间轴线为主,配合“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空间范围,系统展示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本文挑选了8件集中体现近年来科技文保成果的精美展品,与大家共同探讨鉴赏。

1.伊塞克金人服饰

先秦时期,诸戎逐鹿兴衰离合,驰骋在草原绿洲上的游牧民族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与中国新疆的天山接壤,伊塞克金人墓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史前遗存。该墓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以东的伊塞克河谷,年代为公元前5至前4世纪,1969年至1970年发掘,1996年完成服饰复原(图一)。在原木建造的墓室中发现了金箔、金银牌饰、铁剑、匕首、青铜镜等陪葬品,4000多件金箔和金银锻打或铸造的牌饰将墓主装扮成金质的塑像。其中高近70厘米的尖顶帽上有很多金牌饰,马、雪豹、山羊、鸟和树等纹饰构成了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组合。目前金人形象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非政府的一个国家象征。

哈萨克斯坦Ostroy Krym研究所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根据现场考古出土信息完成了服饰复原。文物要实现科学复原,必须在考古过程中有意识地收集并保存第一现场的最原始信息。例如伊塞克金人的尖顶帽展品是塞人的典型饰物,出土时尖顶帽织物已然无可追寻,旁边只有两条金边,但考古人员没有把两条金边简单当作金器来处理,他们意识到那是墓主头部帽子的构件,然后将相关信息第一时间收集并保存了下来,再去多方位推测考证服饰的材质、色彩等,这是一个意识和理念的展现。能在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关注、保存、提取、研究相关信息,对其后的服饰科学复原十分重要。伊塞克金人服饰代表了哈萨克斯坦在丝路文化遗产方面的保护理念和水平。

2.战国西戎马车

马家塬遗址自2006年始共发掘墓葬60余座,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5月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掘整理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墓地年代为战国晚期,其族属与秦人羁縻下的某支西戎有关,墓葬的规格和等级较高,应是戎人首领及贵族墓地。马家塬墓地以独特的形制、华丽的车舆、豪华的服饰以及一大批珍贵文物而著称,充分体现了战国晚期西戎文化的独特性、多元性和多维性,不仅为探寻秦与戎的关系及西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另外还有大量出土的动物金饰,与哈萨克斯坦出土的文物风格极为相似,体现了丝绸之路沿线工艺文化传播范围之广泛。

车舆是古代机械制造最高工艺水平的集大成者,《周礼·考工记》载“周人上舆”,说明周代公贵族的许多重要活动如祭祀、田猎、出访等都与车舆有关。马家塬墓地出土了大量车舆,为中国古代车舆的研究及复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彰显墓主等级和身份的随葬车舆并不具实用性,但其装饰直接映射出东西方多元文化因素在此地的交流渗透。

马家塬遗址的绝大多数墓葬中都有随葬车辆或车器,车辆装饰的华丽程度依墓葬的级别高低而不同。出土时墓葬中的马车相互叠压放置,埋藏状况复杂。如M14马车出土时,因木质和皮质本体不复存在,饰件叠加和堆积现象严重,后期在实验室经过了长期的清理修复分析工作,才有了资料基础来支撑复原工作。科技考古工作者先通过解剖发掘、高清拍摄、三维激光扫描等手段,最大限度地提取和记录车舆尺寸、形制、装饰等原始哈萨克斯坦Ostrov Krym研究所藏信息,后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荧光、X射线衍射、红外光谱等现代科技手段对车辆本体及装饰材料进行科学分析鉴定,再结合传统工艺,总结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随葬车舆的形制、装饰及制作工艺,实现随葬车辆的数字模拟复原及实物复原(图二)。该成果获得了十二五期间的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三等奖。

3.千人千面的真彩秦俑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陪葬坑出土的文物承载了古代社会的各种信息,为研究秦代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被誉为“20世纪考古史上伟大的发现之一”和“世界第八大奇迹”,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作为陶质彩绘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依托单位,近些年科技保护研究成果颇丰,秦始皇帝陵是兼具文化故事和科技保护的遗址点。

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秦俑的陶体表面原本均施有明快艳丽的彩绘,但由于底层生漆对失水非常敏感,加上彩绘各层次之间黏附力很微弱,在发掘过程中由于湿度变化造成底层收缩卷曲导致整个彩绘层脱落。1999年首次采用“抗皱缩剂和加固剂联合处理法”,对二号坑彩绘跪射俑实施彩绘保护并获成功。本次展覽中展示了文保专家对一将军俑的色彩分析结果,并按照分析结果复原的将军俑(图三),其服饰用色鲜艳明快、对比强烈,反映了秦军的着装风格。

写实是秦俑特有的艺术风格。对秦俑彩绘进行色彩复原研究可知:秦军没有统一的特定军服,服色各随所好;服饰用色鲜艳明快、对比强烈,主要为绿、紫、红、蓝,其中绿最多,紫、红较多,蓝次之,白较少,黄、黑极少;朱砂、赭石、石青、石绿、中国紫、骨白等矿物颜料赋予秦俑不同的色彩,其中铅白、铅丹、中国紫均被认为是人工制造。

4.秦代石质铠甲

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甲胄主要以皮革为原材料,《周礼·考工记》记载有皮甲的制作工艺。1998年在秦始皇陵园外东南角发现了数个铠甲坑,作为实用皮革甲胄的模拟,这些制作精良的石质甲胄虽没有实用性,但对于研究秦代甲胄的类型、形制、工艺、质地、规格等提供了重要物证。石质铠甲(图四)出土时破损、层解严重,加之穿缀甲片的金属丝大多锈蚀残损,给提取和修复带来极大困难。根据甲胄的保存现状和相互关系,在考古发掘现场采用套箱提取、分层分片提取、环十二烷加固提取、左旋薄荷醇加固提取等不同方法进行提取,然后进行拼对、粘接、清洗、补全、复制、做旧、封护等工作,直至文物适宜陈列。材料认知方面,利用光学显微镜、中子活化分析等方法对石质铠甲的岩石结构、矿物组成、微量元素分配特征进行研究,探明石质铠甲的材质为石灰岩,产地在渭河以北的北山一带,证实了《史记》中“发北山之石”的说法。

5.西汉驿站遗物《月令诏条》

悬泉置遗址于1987年首次发现,1990年至1992年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简牍、货币、兵器、农具、猎具、丝绸服饰、谷物粮食、石砚毛笔等各类遗物。2014年6月22日,悬泉置遗址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记载了汉代大型交通保障体系中的邮驿制度,见证了其对丝绸之路长距离交通和交流保障的驿站,正是一个不朽帝国的光辉印记。

汉代政令发布及传播已经形成一套严格的制度化规范体系,确保中央王朝与边郡机构之间的政令畅通。《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即《月令诏条》)(图五)为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甲子朔丁丑(5月14日)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书,墨书于悬泉置机关核心所在地的泥墻,或为汉简所谓书于“乡亭市里高显处”之“扁书”。《月令诏条》共有101行,是一份完整的诏令文书,其中春季20条,夏季12条,秋季8条,冬季10条,共50条,其内容主要涉及一年四季的衣事活动安排与自然生态保护的禁令,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规。

《月令诏条》泥墙题记出土时已破碎为200余件残块,经多次拼合修复方得大致还原。该题记属国宝级文物,加上其长度达到245厘米,文物本体极其脆弱,从保护文物的角度出发考虑,不宜长途运输和展出。为保护文物本体,中国丝绸博物馆团队携带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高清扫描设备,赴甘肃省简牍博物馆对泥墙题记进行了高清扫描和信息采集,原大喷绘制成展品在“古道新知”展览中展出。

6.西域丝锦罽袍绣裤

新疆营盘遗址位于地处丝绸之路楼兰道要冲,整个遗址以营盘古城址为中心,包括佛教寺院和烽燧、公共墓地,繁盛于西汉中、晚期到前凉,废弃于公元4世纪前后。营盘墓地总数在150座以上,是迄今为止罗布淖尔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发掘资料最为丰富的一处墓地。出土文物有受汉文化影响的丝绸、漆器、铜镜,西域文化特色的毛织品、木器、弓箭,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玻璃、金银器等,多样化的器物风格充分说明营盘作为丝绸之路中道重镇的地位。

营盘遗址最具盛名的M15美男服饰(图六)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丝绸博物馆共同整理修复,并从纤维到织物到染料,都做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检测分析研究。营盘墓地出土纺织品保存较好,通过微观形貌观测及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HPLC-MS)分别可以检测出纤维品种及其染料来源等信息。通过纤维检测分析,营盘M15美男的红色罽袍为羊毛织物,而绛色长裤面料则为绢。从纤维来源的角度,这同样反映了新疆地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融合。通过染料检测分析,红色罽袍中的红色系(朱红、大红、棕红色、绛色甚至粉红色)来自于茜草类植物,蓝色系来自于靛青,黄色毛织物由本地的胡杨叶染成;而黄色丝织品则采用产自东北或四川的黄檗染色。

7.大唐盛世的公主腰饰

唐长安李任墓于2001年在西安南郊西安理工大学曲江新校区发掘。根据墓志可知,墓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第五代孙女李任,约在15岁左右结婚,嫁给候莫陈氏——一位在史书中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弘文馆学士,葬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时年只有25岁。

李任墓由于早年进水,墓室西壁垮塌,将墓主李任的尸骨推到墓室东部,出土时墓主身上散落着金、银、铜、铁、玛瑙、珍珠、琥珀、绿松石等装饰性物质,骨架上的淤土中有层丝绸的朽痕,并有许多小玉佩、饰片及金丝等,头部似戴有华丽的饰,腰部和裙摆处都有华丽的装饰极尽奢华。由于层位复杂,现场无精确清理,于是采取打石膏包的方予以整体提取,在实验室内经长达年的信息采集和分层清理,其复杂结构才得以完整揭示。

“古道新知”展出的裙腰部装由金筐花钿、珍珠及小铜铃等组成状长方形(图七),高11.6、宽27厘米,应该是束胸长裙上部的佩饰此外,同墓还出土了配套裙饰,左右两道相对排列,应该是长裙两侧正面垂下的两道配饰。

8.莫高彩窟的数字保护

敦煌是东西方交通的要道,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在此汇聚中国北方各民族及西域各国的各种文化,在古代文化艺术史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敦煌莫高窟自公元366年创建以来,经过一千多年的开凿营造,至今保存洞窟492座,壁画约有45000平方米,彩塑约两千多尊,影塑千佛及动植物浮雕更是不计其数,此外还有历代各种建筑艺术图像。其中保留壁画和塑像的洞窟有491个。敦煌洞窟是佛教传人中国的成果之一,其壁画以中国的文化传统、审美习惯和艺术表现手法,来表达当时中国人民的精神需求。而敦煌研究院也是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依托单位,近些年,其壁画修复、数字化保护成果精彩纷呈。

莫高窟第320窟开凿于盛唐时期,此窟的形制为方形覆斗顶。主室窟顶藻井画云头牡丹井心,四周以方胜纹、团花等作边饰,结构严密,赋色精细,色彩如初,极富装饰性,为唐代图案佳作。洞窟四壁画千佛,西壁龛内塑像仅存浮塑背光、一弟子、二菩萨。龛顶弥勒说法图中二弟子、四菩萨、二天王依次而立,天王身着锁子甲、髀禈,为说法图中仅见。龛壁内画八弟子、二菩萨,菩萨服饰华丽,龛外两侧绘观音。南壁中间绘释迦牟尼树下说法图,说法图两边绘满千佛。东西两侧分别绘天龙八部、弟子、菩萨、天王等侍从,释迦牟尼佛位于说法图正中,形象高大庄严,正在树下讲经说法,两边是听法的天人和护法天人。说法图上空流云飞动,花雨纷落,四身飞天互相追赶,飞翔于空中,充满了欢乐、自由、吉祥气氛,这组飞天因其原色变黑,俗称“黑飞天”。北壁通壁绘制观无量寿经变,用了很大的篇幅描绘了西方净土世界的美妙景象。画工根据佛经的说法,精心布局,以雕栏平台天官水池为活动环境,以阿弥陀佛为中心,两侧为观音、大势至和众多圣众,以向心式的构图,将佛国世界的种种欢乐景象以一幅巨形画面的形式生动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古道新知”中展出的320复原洞窟(图八),依托的是敦煌研究院近些年对于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信息采集与保护技术的研究成果。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关键标准研究与示范(以石窟寺为例)”于2017年顺利通过验收,该项技术对于以石窟寺为代表的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的信息采集、加工、储存、服务、交换、传输等一系列流程提供了坚实基础。近两年,敦煌研究院将该套技术应用于多个洞窟的信息采集与复原,让多个地区的观众,都能近距离感受敦煌洞窟的艺术之美、文化之光。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