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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德累斯顿与奥古斯都二世
   来源:文物天地     2018年08月29日 10:45

1927年4月18日 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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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萨克森公国选帝侯、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Augustus theStrong,1694-1733年在位)酷爱收藏中国、日本瓷器。其在位数十年间,购买、收藏来自中国、日本的瓷器总数逾24000件。与此同时,他还下令在其治辖内的迈森(Meissen)地区建立瓷厂,大力研制、仿烧中国风格的瓷器,并成功造就了欧洲瓷器的诞生。如今,这批堪称全欧洲最大的东亚瓷器收藏主要珍藏、陈列于萨克森公国的皇官茨温格官(zwingerPalace)暨德国德累斯顿国家瓷器博物馆中(图一)。

茨温格宫:欧洲最大的东亚瓷器收藏

“我陷入了对荷兰橘子树和中国瓷器的狂热追求中,正毫无节制、不谙世事地进行购买和收藏。”

“我没有任何疾病,如果说有,那只有一种病,就是太爱瓷器。”

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与遥远的东方相隔7000公里的欧洲萨克森(今属德国萨克森州,德累斯顿),出现了一位财力雄厚、蛮力惊人、痴迷于东方陶瓷艺术的传奇君主,腓特烈·奥古斯都二世(Augustus the Strong)(图二)。

1726年5月22日,这位德累斯顿的君王、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以下简称“奥古斯都”)在信中对首相坎特·弗莱明(count Fieming)这样诉说自己对于中国瓷器的钟爱。如今,繁茂芬芳的荷兰橘子树早已枯谢凋零,而来自遥远东方的瓷器则成为奥古斯都大帝留给后人的丰厚文化遗产,永久陈列在德累斯顿皇宫——茨温格官之中。

德累斯顿位于德国东南部,是德国萨克森州首府。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历史名城,以丰厚的文化遗产、精美的皇家建筑和浓郁的艺术气息享誉欧洲,与当时的另一座文化之都——佛罗伦萨交相辉映。它的另一个城市标签,便是奥古斯都大帝收藏的数以万计的东亚瓷器。18世纪初期,奥古斯都不遗余力地疯狂收藏中国、日本瓷器。在他的经营之下,德累斯顿拥有了欧洲大陆最为丰富的东亚瓷器收藏。这些精美的陶瓷艺术品,象征着一位君主的财富、权势和艺术品位,也昭示着这座城市过去的辉煌。如今,这批来自遥远东方的数万件古陶瓷,依然庋藏、陈列在老皇宫茨温格宫中,成为德累斯顿这座欧洲老城中一项独具东方魅力的文化遗存。

茨温格官(图三)兴建于18世纪初期,是萨克森公国皇家宫殿。1710年,奥古斯都聘请了建筑大师马图斯-丹尼尔·柏培尔曼和雕塑家莫泽尔大规模扩建茨温格官,建起了画廊、亭阁、王冠门,使这个原本由木结构建筑环绕的广场变得精美华丽,气势恢弘,成为王室盛会的举办之地。朱自清曾在他的散文集《欧游杂记》中这样描绘这座巴洛克式官殿:

宫中央是极大一个方院子。南面是正门,顸作冕形,叫冕门;分两层,像楼屋;雕刻精细,用许多小柱子。两边各有好些拱门,每门里安一座喷水,上面各放着雕像。现在虽是黯淡了,还可想见当年的繁华。西面有水仙出浴池。十四座龛子拥着一座大喷水,像一只马蹄,绕着小小的池子;每座龛子里站着一個女仙出浴的石像,姿态各不相同。龛外龛上另有繁细的雕饰。这是宫里最美的地方。

如今,往日的皇宫被改造成数个主题分明的博物馆。在这些以收藏欧洲历代艺术珍品为主的博物馆群落中,一处专门收藏亚洲陶瓷艺术的展馆格外引人注目,这便是位于其宫殿主体建筑“城市亭”(CityPavilion)两翼的德累斯顿国家陶瓷馆。

长廊形的展厅之中,分别展出17-18世纪的中国、日本瓷器,特别展厅中展示18世纪以来德国迈森(Meissen)瓷器。中国、日本、迈森,来自东西方不同世界的陶瓷精品荟萃于此,三百年前的各色陶瓷交相辉映,将这座古老的欧洲宫殿妆点成蔚为大观的世界瓷器艺术宝库,令人叹为观止(图四)。徜徉在回廊环抱的展厅,面对重重叠叠、琳琅满目的东方陶瓷,不禁令人遥想这批瓷器曾经的主人、萨克森公国的君主——奥古斯都大帝。

“瓷器王”奥古斯都二世

奥古斯都大帝是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三世之子,被认为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期欧洲宫廷之中的最引人注目的君王之一。这位君王的一生充满传奇,他身形魁梧、力大无穷,据说能扭断马蹄。他在西班牙斗牛时曾刺死了最凶猛的公牛而被称为“大力王”。而他最为世人称道的经历,是其几十年来对东亚(以中国、日本为主)瓷器的痴迷热爱和疯狂购藏,被称为“瓷器王”。

奥古斯都少年之时,曾作为欧洲王室成员出访法国,觐见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法国宫廷的高贵与奢华,令少年奥古斯都艳羡不已。当时正值“中国风”装饰风靡欧洲之时,路易十四本人也是中国瓷器的忠实拥趸。这一时期的欧洲,宫廷中收藏和展示越多的中国瓷器,意味着自己在欧洲王室中的地位愈加显赫。王室拥有中国瓷器的数量,甚至可以作为衡量其在欧洲地位的标准。因为这个缘由,路易十四曾以中国南京大报恩寺塔为模式,在巴黎建造了大特里亚农瓷宫(Grand Trianon)瓷塔。奥古斯都在此次法国之行后,便立志成为路易十四那样的君主。法国宫廷中随处可见的中国瓷器,无疑为奥古斯都日后沉迷于瓷器收藏埋下了种子。

1694年,奥古斯都继任萨克森国王。年轻的国王甫一上任,便大力推行两项新政。一是向平民征收高额的消费税,二是极力扩充军备。前者,让其短期内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使得他有足够的财力效法路易十四的奢华排场,能够从容随性地购买中国、日本的外销瓷器。而扩充军备的主张,让人感觉奥古斯都是一位力图有所作为的君主。

事实上,继位之初的奥古斯都的确很有政治抱负。当时的萨克森公国施行新教,而欧洲各大国仍以罗马教廷为尊。只有信奉天主教的王侯,才有资格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推举为王的资格。奥古斯都为了赢得“选帝侯”资质,不顾民众的反对,毅然在新教盛行的萨克森地区推行天主教,成功入选“选帝侯”。在1697年波兰国王约翰三世逝世之后,改宗天主教的奥古斯都从18位选帝侯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波兰国王。之后,奥古斯都大举南征,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展开激战,收复了原属波兰,后被土耳其占领的波多利亚和乌克兰地区。

成为波兰君主的奥古斯都,从此对于建立宏图霸业再无兴趣,开始专注于中国、日本瓷器的收藏和展示。惊人的瓷器收藏数量,代价是国力的削弱。一些大臣曾试图规劝他对于瓷器的“冲动消费”,他却一意孤行,继续无休无尽地购买远东瓷器,构建着他的东方瓷器梦。

德累斯顿宫廷瓷器收藏历史

档案显示,第一批中国瓷器于1590年入藏德累斯顿,共有14件,来源于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的馈赠。目前,这批瓷器仅存8件(图五)。这8件明代瓷器以青花、素三彩为主,器形纹样多为明末以来常见的外销青花碗之类,没有特别珍稀之处。真正有计划、成规模地收藏中国瓷器,则肇始于奥古斯都大帝在位时期。

1709年,萨克森宫廷的炼金术士,约翰·弗里德里奇·波特哥(1682-1719)受命编写奥古斯都大帝的“白金”收藏清单。当时的“白金”,便泛指价值连城的中国瓷器。这份清单表明,在1709年之前奥古斯都便开始购买、收藏中国瓷器。

这一时期的东西方瓷器贸易,几乎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垄断,主要从中国的广东、福建和日本的长崎等地成批量进口贸易瓷器行销欧洲。因此,奥古斯都的瓷器收藏途径主要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购买,少量购于莱比锡博览会(展会)等当时欧洲流行的中国瓷器展销会,也有一些来自王公大臣的进献以及其他国家君主的馈赠、交换。

经过数十年的悉心收藏。在1727年,德累斯顿宫廷的藏瓷数量已经达到24100余件,其中中国瓷器17000件,俨然是当时最为大宗的一笔东亚瓷器收藏。如此巨量的瓷器,需要专门空间用以贮藏和陈设。除了茨温格官,奥古斯都大帝在位期间还兴建了十余个宫殿,每个官内都有大量的瓷器作为装饰。其中最为著名的两处,当属日本官和皮尔尼茨官。

日本官(JapanischePaIais)(图六)坐落在易北河(Elbe)北岸,与对岸的茨温格官遥相呼应。其建筑原属荷兰公使范·卡瑞伯格(VanCraneberg)所有,故初名“荷兰官”。1717年,奥古斯都为了举办大型宫廷庆典活动和为其子举办婚礼所需,将“荷兰官”购为已有,改名为日本官。

1727年,奥古斯都将他的部分瓷器精品移至日本官,用于装饰富丽堂皇的瓷器塔室,并按照自己的构想对日本官大规模改建装修,力图将其打造成收藏、陈列、展示其东方瓷器收藏的理想之所。1733年,就在“日本官”修缮工程即将完工之际,奥古斯都大帝与世长辞。尽管他的接班人奥古斯特三世继续完成了“日本官”的建设,但他本人的辞世,则意味着其如痴如醉的东方瓷器梦的终结。

按照奥古斯都原本的设想,日本官将被改建成一座陶瓷官(porzetlanschloss)。其内部全部用中国和迈森陶瓷来装饰,陈设方式是以各类瓷器装饰整面墙壁,依据器形大小依次陈设,最下方放置罐、瓶等大器,其上装饰盘、碗等器形,最上方装置碟、杯等小件器物。整体望去满目琳琅、华美壮观。这种陈设方式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巴洛克风格,在奥古斯都建造的其他宮殿如绿穹珍宝馆中,也有类似形式的陈设。

随着奥古斯都的离世,这项工程并未完工便匆匆收尾。其内部陈设方式停留在设计图样阶段(图七),不过这种陈列方式影响深远,20世纪以来茨温格官举办的历届瓷器展览,几乎都沿用了奥古斯都当初的设计样稿形式。如今,日本官的外部装饰,则很难见到奥古斯都理想中“瓷官”的风貌,只是其山墙的浮雕处雕刻着中国人和萨克森人正向萨克森尼亚(saxonia)进呈瓷器的场景,昭示着这座宫殿的本来用途。

皮尔尼茨官(Pillnitz)(图八),坐落于德累斯顿郊外小镇皮尔尼茨而得名,距离德累斯顿市中心约15公里。1717年开始,奥古斯都二世准备改建这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设计者同样是日本官的设计者柏培尔曼(P5pp~mann)。在奥古斯都的直接干预下,皮尔尼茨官被设计成具有浓郁“中国风”特色的建筑,特别是其“东方风格休闲花园”在屋顶的设计上借鉴了1665年约翰·纽霍夫公开发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节谒见鞑靼可汗(中国的皇帝)》一书中清代皇宫的插图。当然,以中国瓷器点缀其间,便成了必不可少的室内装饰。

在建筑外观设计上,奥古斯都最初构思的皮尔尼茨官是一座立面上做格子镶板装饰、屋顶覆以“瓷瓦”的建筑,与凡尔赛的大特里亚农“瓷官”有类似之处。但因气候的原因,这一东方梦想未能实现。在内部装饰上,与日本官的装饰手法类似,都是将不同器形的瓷器陈设、镶嵌于墙壁之上,覆盖整面墙体。

德累斯顿宫廷瓷器收藏特点

自文艺复兴以来,来自遥远东方的陶瓷一直是欧洲皇族权贵钟爱的收藏品。17、18世纪,随着“中国风”(chinoiserie)装饰风格在欧洲贵族间的流行,带有隽永东方韵味的陶瓷更是成为贵族间攀比奢华、炫耀财富、展示品位的重要对象。可以说,当时几乎任何一位欧洲贵族、王侯的官殿中都有中国瓷器收藏和陈设。

德累斯顿的东亚陶瓷收藏,能够在众多欧洲大国的宫廷瓷器收藏中脱颖而出,成为个中翘楚,相比其他欧洲宫廷藏瓷,自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

(一)品类丰富数量巨大

如前所述,根据档案记载,奥古斯都大帝的瓷器收藏在辉煌时期曾达到24000件,其中中国瓷器17000件,日本瓷器7000件左右。根据德累斯顿博物馆的最新统计,这批瓷器目前仍有1万件左右存放于德累斯顿皇官,其中中国瓷器7400件,日本瓷器2000件左右(图九)。

中国瓷器的时代,集中在中国明代嘉靖至清代雍正时期,品类以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福建漳州、广东潮州、江苏宜兴等地出产的青花、五彩、白釉、紫砂等外销陶瓷为主。就类别而言,有景德镇青花、景德镇五彩、福建德化白瓷、福建漳州窑青花、福建漳州窑五彩、广东潮州窑青花、宜兴紫砂器等等,各类釉色、品类皆备,可以说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康熙时期外销瓷的整体特点。日本瓷器,则主要涵盖了江户时代日本贸易瓷的精品之作,除了各窑口的青花瓷器之外,以伊万里瓷器、柿右卫门风格瓷器为主。

中国瓷器当中,数量最多的当属景德镇窑。作为中国制瓷中心,景德镇窑出品的瓷器品类广泛,包括当时在欧洲市场颇受欢迎的青花(图十)、五彩(图十一)、素三彩、釉里红、矾红描金(图十二)、乌金釉描金、洒蓝釉描金等等,釉色缤纷,精品迭现,代表了康熙时期外销瓷器的最高成就。

其次为福建地区的窑口出产,如漳州窑的青花瓷,德化窑的白瓷等等。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奥古斯都的德化窑收藏,目前统计,其数量有500件左右,时代主要集中在康熙时期,器形除了杯、盘之外,另有观音塑像,各类人物、动物雕塑,马可波罗香炉以及各类文房用具等等。其中的观音造像作品,多有加彩装饰(图十三)。这批数量颇丰的德化白瓷收藏中,不见“何朝宗”款之类的瓷塑珍品。然而,奥古斯都曾下令以德化白瓷作为蓝本,仿造并成功创烧了迈森瓷器。因此可以说,正是这批德化白瓷收藏,造就了欧洲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瓷器的诞生。

宜兴紫砂器物,也是奥古斯都陶瓷收藏的一项特殊门类。档案记载,1694年奥古斯都收藏了第一把紫砂壶,之后三十年间,陆续收藏了中国紫砂器物117件。除了常见的茶壶、茶叶罐等茶具以外,一些带有雕塑意味的作品也出现在他的紫砂收藏之中。如这件凤头紫砂壶(图十四),造型栩栩如生,在其他宫廷藏品中并不多见。

有关这批中国瓷器收藏的具体信息和赏析,将有另文专门描述介绍。

(二)年代确切流传有绪

面对品类丰富、价值连城的收藏,奥古斯都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有意识地为各类珍品建立档案目录。对于他所钟爱的瓷器藏品,更是极为用心,数次修订藏品目录。

前文提到,1709年,奥古斯都命令约翰·弗里德里奇·波特哥(Johann Friedrich Bottger,1682-1719)编写其收藏的“白金”(即瓷器)清单。随着瓷器收藏的日益丰富,1721年,奥古斯都再次下令正式编写藏品目录,至1727年编定(图十五)。

1727年之后收藏的瓷器,繼续编辑在清单的“续卷”中。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累斯顿遭遇轰炸,该卷清单不幸遗失。因此,1709年的清单尤其显得弥足珍贵。可以说,它是目前所存唯一一份全面反映康熙时期东亚瓷器外销风貌的档案材料。

遗憾的是,奥古斯都的藏品命运多舛,有的流散遗失,不能和清单所记完全对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面临巨大的战争赔款压力。当时的德国魏玛政府决定将茨温格藏瓷中的重复品拍卖,所得用以偿还赔款。二战之后,德累斯顿被盟军轰炸,城市几乎夷为平地。一些瓷器和其他文物被苏联红军所得,带到苏联的博物馆收藏。在“冷战”时期,苏联政府为赢得东德政府支持,又将当时掠夺的部分瓷器归还给德累斯顿。因此,奥古斯都的收藏散落于世界各地,以至于我们今天在很多著名博物馆中都能见到奥古斯都的瓷器藏品。

在清册中,奥古斯都以字母“N”作为其收藏标识,在每件器物底部墨书或镌刻“N”字头的编号。依照他个人对东方陶瓷的知识,将这些瓷器按类别分为“日本瓷器”“中国瓷器”“中国绿彩”“中国红彩”“东印度青花瓷器”“克拉克瓷”等等,并依照不同的符号如+、△、工、↗、-、□等标记。

不难看出,标记方式有的依据器物产地,有的则根据器物釉色、纹样,有的甚至根据购买方式等因素,标准并不统一。因此,依现代陶瓷研究的标准来看,这种标记难免有重复、错漏之处,不甚严谨。如日本伊万里风格瓷器和中国五彩瓷便常常混淆,克拉克瓷器与青花瓷器也属于同一类别而相互交叉,很难截然分开。即便如此,档案仍向我们真实反映了奥古斯都时代欧洲宫廷对于中国瓷器的普遍认知水平,为今天的陶瓷研究者和收藏爱好者提供了一份翔实、宝贵的参考资料。

(三)君王定制品质上乘

奥古斯都对于中国瓷器的痴迷和钟爱长达数十年。这几十年间,他对东方陶瓷的认识和鉴赏水平是不断变化的。最初,或许只是受当时流行于欧洲宫廷的“中国风”影响,随波逐流似地购买。随着收藏的日渐丰富,奥古斯都开始着手对中国瓷器进行修补、改制,并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要求,特别定制瓷器。所以,他的藏品质量明显优于一般的外销瓷,还有许多独特的器形和特殊纹样。

最常见的加工,是对进口的中国白瓷胎重新施以彩绘。这种做法肇始于17世纪末的荷兰。目前已知的几件在荷兰被加饰彩绘的东亚瓷器是两件德化窑瓷杯和两件写有丹麦腓特烈四世首字母缩写的日本瓷碟,收藏于丹麦皇室。而这组瓷器,正是奥古斯都从他的前陆军部长弗里德里希-拉施克(Friederich Raschke)手中得到的。拉施克曾于1708-1709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居住,并在那里购买了一些荷兰加饰彩绘的瓷器。也就是说,欧洲最早加饰彩绘的瓷器,即是奥古斯都的藏瓷。

在陶瓷器物上加饰金属装饰,也常出现于奥古斯都的收藏之中。从这些器物可见,加饰金属装配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华丽美观,显示出瓷器作为宫廷奢侈品的尊贵身份;二是根据欧洲宫廷的生活需要,用金属对原有器形进行一些改造,进而改变瓷器的功用,如杯、碟加饰金属底座改为高脚式样,一些中国筒状器物加饰金属把手而改为西方人惯用的把杯等等。

此外,文章开头提到,奥古斯都在给首相的信中自称“陷入了对荷兰橘子树和中国瓷器的狂热追求中”。当时的茨温格宫廷,院落中着实布满了橘子树陈设。为了养植这些橘子树,奥古斯都把一些原本用作鱼缸的青花大缸底部钻孔,将其改造为大型花盆。

(四)名品珍奇孤品稀有

在大量常见外销瓷器之外,德累斯顿收藏中还有一些官窑器和类官窑器。如一些里外黄釉的碗、盘之类,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专供皇家使用的御用瓷器。还有一些蓝釉、乌金釉描金器物,金彩的装饰工艺、图案的精美细致,都不输同时期的官窑器。这些藏品何以出现在奥古斯都的收藏之中,其来源有待考察。有些或许是明末以来的走私物,有些或许是通过康熙时期的外交途径所得。

至于这批藏瓷中的“孤品”,最著名的莫过于“龙骑兵罐”(图十六)。

这类大罐形制罕见,属于超长版的将军罐造型。同类大罐在康熙时期的国内民窑中几乎从未出现,当为专供外销欧洲市场的订制品。整个大罐从上至下,以青花料分别绘制蕉叶、莲花、草龙、缠枝等各类纹饰,纹饰清晰,发色明亮,是康熙外销瓷器中的精品。更为难得的是,此罐连同器盖,总高度超过一米。陈设在高大宽敞的宫廷之内,感觉满室生辉、气势撼人。

这类青花大罐,原收藏于萨克森北部的普鲁士公国。1709年奥古斯都拜访普鲁士公国之时,见到其首都柏林近郊的奥拉宁堡宫(Oranienburg)和夏洛腾堡官(charlottenburg)收藏有151件青花大罐,顿时想要据为己有。1717年,按捺不住收藏欲望的奥古斯都向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烈特·威廉一世提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要求——用600名萨克森龙骑兵交换其收藏的151件青花大罐(图十七)。

龙骑兵(Dragoon),简称为龙兵,最早是一种“骑马步兵”的兵种。在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早期的欧洲军队,龙骑兵是颇为流行也颇具战斗能力的部队。他们上马是骑兵,移动迅速;下马为步兵,善于格斗。这样一支全能型的军队,令沉迷于扩充军备、素有“士兵王”之称的腓烈特·威廉一世钦慕不已,他与奥古斯都两人一拍即合,完成了世界陶瓷贸易史上这桩最为奇特,或许也是最为昂贵的一次交易。身价为600龙骑兵的151件大罐,也因此有了专属于它的特有名称——龙骑兵罐。很显然,龙骑兵罐无疑是奥古斯都的最爱,以至于在接下来的1723年,他又从荷兰购入了类似的藏品。

德累斯顿宫廷瓷器收藏的意义

(一)发扬欧洲宫廷风尚

17-18世纪,正是欧洲社会狂热图十七曾经存放“龙骑兵罐”的柏林夏洛腾堡宫追逐“中国风”的时代。1700年,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官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盛大的舞会时曾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出场,引得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这一时期,欧洲皇室宫廷开始以中国风格装饰、中国器物陈设为奢华富丽的标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奥古斯都对于中国瓷器的痴迷无疑深受时代风尚的影响,是对“中国风”这一流行趋势的发扬。

再看奥古斯都对于瓷器的陈设方式。早在17世纪末,荷兰贵族奥兰治王室便兴建了奥兰治堡官专门收藏瓷器。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也在她荷蘭阿姆斯特丹郊外的乡间大宅设立了专门的瓷器室,聘用法国建筑设计师马若为其布置位于海牙的宫廷。马若将大量瓷器摆放在壁炉架、搁板上、橱柜内、镜子前。这种全新的装饰手法很快流行欧洲。之后,玛丽女王在英国汉普顿官首次向英国人展示了“将瓷器堆在柜顶、堆在文具盒、堆在壁炉台每个空间,一直堆到天花板”的陈设方式。

目前所见奥古斯都亲自参与设计的皮尔尼茨官和日本官设计图中关于瓷器陈设的方式,显然是对英国汉普顿官这种空间堆积的模仿和发扬。比起满屋子青花瓷器的简单堆砌,奥古斯都的陈设更趋精细。他为瓷器设计了专门的拱形展示柜,按照器物的体型、类别乃至装饰纹样进行分类展示,将这种巴洛克式的华美展陈方式推向极致。直到今天,德累斯顿瓷器展厅的陈列形式仍然沿袭借鉴了奥古斯都的设计思路。铺陈于整个墙面的各色瓷器直通天顶高处。观众仰视其间,依然能够感受到满室生辉的撼人气势,领略到来自18世纪王室宫廷的绚丽与奢华(图十八至图二十)。

(二)欧洲瓷器的诞生

17世纪以来,对于中国瓷器的仿制在欧洲已经十分流行。如荷兰代尔夫特瓷厂(Roya!Delft)、法国鲁昂(Rouen)瓷厂等,都开始模仿制作中国陶瓷。而限于材料、技术等种种原因,未能生产出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古斯都也曾下令开始仿制中国瓷器,并最终创制了欧洲本土的硬质瓷——迈森瓷器(图二十一)。

1701年,年轻的炼金术士约翰·弗里德里奇·波特哥来到萨克森公国,对炼金术一直有着浓厚兴趣的奥古斯都将其留为己用。因波特哥变金乏术,奥古斯都便将其派往德累斯顿附近的小镇迈森(Meissen),让他作为科学家兼经济学家兼皇帝总顾问慈恩豪斯伯爵(count Enrenfreidyon Tschimhaus)的助手,负责研制“白色金子”,即中国瓷器。两人以中国紫砂器为样本,很快制作出了类似的炻器(图二十二)。1709年,在两人共同努力下,又以德化白瓷为蓝本,烧制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硬质白瓷器(图二十三)。迈森白瓷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欧洲瓷器的诞生。

与法国、荷兰等国的早期瓷厂所生产的软质瓷不同,迈森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硬质瓷器。而且,奥古斯都有着极强的“知识产权”意识,在瓷器发明成功之初,他便以拉丁文、德文、法文和荷兰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写明文书,宣称萨克森地区的迈森发现了瓷器的奥秘。

迈森发明了硬质瓷器之后,短短几年之内便迅速占领了欧洲市场。不仅如此,迈森瓷厂作为欧洲第一个皇家瓷器生产机构,有着引领和示范作用。在奥古斯都二世的迈森瓷厂的帮助和影响下,法国、意大利、英国、荷兰和葡萄牙等国也相继成立了皇家瓷器厂,整个欧洲的制瓷实力和产量都大幅提高。这对于中国陶瓷的生产和贸易而言,有着毁灭性的打击。中国自此失去了世界陶瓷贸易市场“唯一性”的垄断地位。

迈森,改变了世界陶瓷贸易的格局。

(三)对中国本土瓷器的风格产生影响

中西文明或艺术的交流,带来的影响总是相互的。奥古斯都生活的17-18世纪初期,欧洲宫廷流行着“中国风”。而远在东方的中国宫廷紫禁城之中,各类西洋风格的器物、装饰、纹样也充斥宫廷。

在陶瓷器物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来自西方技术、原料的珐琅彩瓷器,开始出现于康熙皇帝面前。在之后的雍正、乾隆时期,中国外销瓷器的器形、纹样愈加丰富,且融入了些许西洋风格。这其中,就有来自奥古斯都的设计或审美好尚的因素影响。不仅外销器物,在中国宫廷御用瓷器中,同样出现了很多来自西洋的技术和艺术设计。雍正、乾隆时期的督陶官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中记录其在雍正年间督理景德镇窑务时曾仿烧、创制了57种釉色品种,其中“洋彩器皿”“西洋红色器皿”“西洋绿色器皿”“西洋乌金器皿”“抹金器皿”“西洋黄色器”“西洋紫色器”“仿西洋雕铸像生器”等等数种,其用料和雕刻技法,皆来自欧洲。可见这一时期东西方陶瓷技术生产和审美风尚的相互交融,其影响已然深入到各自的宫廷之内。

结语

奥古斯都收藏的中国瓷器品类丰富、齐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君王个人的审美品位。与其他欧洲贵族炫耀财富的收藏目的不同,奥古斯都对于中国瓷器在欣赏之外,还亲自主持、参与了瓷器的清单编目、加工设计等鉴藏活动,为后世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瓷器珍品和宝贵的档案资料。他下令举全国之力对中国瓷器进行研制仿造,并最终成功促成了欧洲硬质瓷器“迈森”瓷的诞生,使欧洲用瓷完全依赖中国进口的客观事实成为历史。

奥古斯都,收藏了中国外销瓷器的巅峰之作;其创制的“迈森”瓷器,则取代了中国瓷器唯我独存的贸易格局,影响并悄然改变了世界陶瓷生产的历史。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