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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馆藏文献看湖湘文化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来源:文物天地     2018年08月29日 06:40

论洋务派的 西学中源 文化观 文化观的产生及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唐海花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为“强兵富国”而采取的自救之举。尽管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目标最终没有实现,但却为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这一进程中,湖湘文化以其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品性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魏源以《皇朝经世文编》引导了晚清经世思潮,使得优秀的知识分子关注现实,以《海国图志》开启了近代“睁眼看世界”的进程,成为洋务运动的理论先导;而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曾纪泽等则躬身于洋务实践,成为这场“自强”“自救”运动的中流砥柱。可以说,湖湘文化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都深刻地影响了近代的洋务运动。同时,洋务运动的开展又为湖湘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皇朝经世文编》与晚清经世思潮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湖湘文化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性。这一特性既与湖南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结构有关,同时也是两宋以来湖湘学派优良学统发扬的结果。从胡宏、张栻等人创立“湖湘学派”起,湖湘学派就以尊奉程朱理学、讲究实学著称,他们“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实中去探求富国强兵之道”。这一传统经王船山“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发扬,在清代蔚为大观。

道光咸丰之际,国家内忧外患、弊病丛生。在湖湘学人看来,清代由盛转衰是因空疏无用的学风造成的,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应当推行能经邦济世的实学,于是陶澍、魏源、汤鹏、贺长龄、邓显鹤、何绍基等经世派人才群体一反“泥古不切时务”的乾嘉考据学风,在吏治、盐政、海运、河工、治军及兴办教育诸方面积极探索实践,其中,魏源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是这一时期湖湘经世学的代表作。

魏源(1794-1857),号默深,湖南邵阳人,是近代湖湘经世派的代表。他长期担任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幕僚,协助他们改革两淮盐政,推行票盐法,实验漕运改海运,同时也担任过地方知县,有着较为丰富的经世理政经历。在实践中,他秉承湖湘学术经世致用的传统,将传统学术与现实政治和社会实际问题相结合,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1826年魏源应邀协助贺长龄编撰《皇朝经世文编》,其书刊行于道光七年(1827)。在道光朝至光绪朝六十多年中此书先后刊过15种重刻重校或石印铅印本,主要有同治十二年抚州饶玉成巾箱本,光绪十二年思补楼重校本,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光绪十五年上海广百斋校印本,光绪二十四年上海宏文阁铅印本等。长沙博物馆收藏的这套《皇朝经世文编》为光绪十三年(1887年)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刻印精良,字迹清晰,书名由“鸿城共之氏沈锦垣署”,左下角有墨印两枚:“沈”“共之”,所据底本应为道光七年江苏原刻本,可看作是善本(图一)。

《皇朝经世文编》全书120卷,“凡文字足备经济、有关治世者,无不搜采”,收录清代开国以来至道光二年(822)的官方与私人著述中涉及经济、关于实用的篇章2236篇,涉及作者654人。在体例上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个纲目,八纲之下又细分为65个子目。全书是一部借助传统经验解决税收、漕运、盐法、币制、荒政、水利、河工等经世实务,反映清代前期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

这部书不仅是魏源经世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晚清经世致用学风全面形成的界标。《皇朝经世文编》刊行后,风行海内,在全国形成了一股“经世”热潮。晚清汉学大师俞樾在《皇朝经世文续编序》中说:“数十年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蠖,几于家有其书”。不仅如此,众人还纷纷效仿,编撰同类文编,如相继出现了四部《皇朝经世文编》后续之作:张鹏飞的《皇朝经世文补编》,饶玉成的《皇朝经世文编续集》,葛士浚的《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康的《皇朝经世文續编》,它们在编撰宗旨、类目设置、材料来源及选择上,都直接效仿《皇朝经世文编》。甲午战争后至光绪末年又有近15部经世文编问世,如甘韩的《皇朝经世文新增时务洋务续编》(48卷)、麦仲华的《皇朝经世文新编》(21卷)、求自强斋主人的《皇朝经济文编》(128卷)等。可以说,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推动了晚清的“经世”热潮,促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寻求救国治世之道。

在《皇朝经世文编》中论及“夷务”“西学”的文章较少,但也有学者指出,魏源针对清朝政策“不防西夷”的弊病,在兵政“海防”三卷中选有《防海》《论澳门形势状》等文,说明魏源早已密切注视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后中国海防面临的新形势。此后饶玉成所编《皇朝经世文编续集》“凡有涉于海防、通商事宜皆为采入”,葛士浚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则设“洋务”门类,设二十卷辑录197篇文章,占全书篇幅的14%,仅次于“户政”“兵政”,为全编重点之一。这也充分说明了湖湘文化的经世传统在历经几代人的发扬之后,在全国掀起了实学思潮,为此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开启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海国图志》:洋务运动的理论先导

相比《皇朝经世文编》引领士人关注现实的作用,魏源于道光二十二年编成的《海国图志》为洋务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鸦片战争后,目睹“天朝上国”敌不过“远洋夷狄”,魏源“愤于外事”,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海国图志》五十卷初刻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辑成,道光二十七年(1847)增订至六十卷,咸丰二年(1852)再次增订至一百卷。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最有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文化的巨著,向沉睡的国人展示出一个比较真实客观的西方世界。长沙博物馆所藏的《海国图志》为最早版本道光二十二年五十卷本,通称“道光壬寅本”(图二)。

《海国图志》成书于鸦片战争后中英刚刚签订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之后,全书凝聚着魏源满腔的爱国热情,他在序言中道明了编撰的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唯有“师夷之长技”才可“制夷”,“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围绕这一宗旨,魏源提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必须向西方学习,具体建议有:发展军事工业,设厂制造坚船利炮;改革军制,学习西方练兵养兵之法;发展金融业,按照西法铸造银钱,以充实国库;发展商业,开展对外贸易;推行民主,选拔人才;重视教育,培养各类专业人才。此外,还介绍了船、炮、枪、水雷等武器的制造图样、西洋技艺、远镜做法资料、用炮测量方法及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19]。

魏源的《海国图志》突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观,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西方社会制度,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他在书中提出的许多建议、设想成为后来洋务派运动的思想指导。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奕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都接受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他们兴办洋务如设轮船局、造枪炮等,是与魏源学说分不开的。近代第一位外交使臣郭嵩焘充分肯定魏源思想的历史价值,说《海国图志》“以互市议款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历十余年而其言皆验”。张之洞更是高度评价《海国图志》,认为它“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因此,有学者认为,湖湘文化所包含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洋务思潮的萌发中起了理论先导作用。

三、湖湘文化独立之品性与湖湘洋务先驱的实践

湖湘文化具有敢为人先的独立品性,长沙人杨毓麟在1903年发表的《新湖南》中,指出自周敦颐、王船山、魏源、王闿运、郭嵩焘、谭嗣同以来,在学术思想上“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学者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也认为湖湘“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这种“特别独立之根性”,实际上就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创新精神与务实精神。在咸丰年间许多官僚士人还耻于谈论、从事“洋务”时,一批湘籍人士如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以敢为人先的姿态率先参与洋务运动中来。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倡者之一。在与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中,他认识到西方枪炮的威力,于是主张引入与自制。“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在创办了国内最早的官办新式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用以制造子弹、火药、枪炮后,他又和李鸿章共同倡导在上海设置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译书局,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的人才。

为了培养本国人才,曾国藩在《轮船工竣并陈机器局情形疏》中建议由江南机器制造局设立学馆,“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于洋人,亦可引伸另勒成书。”1872年,他与李鸿章联衔会奏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他在《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说:“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与曾国藩同时的左宗棠则创办了马尾船政局,设立“求是堂艺局”,在甘肃办起了“兰州机器织呢局”。长期担任湘军幕僚、地方疆臣的郭嵩焘出使过英法,成为清朝正式派出的第一位驻外公使。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湖湘文化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内部呈现出开放与保守、先进与落后并存的复杂态势,除了产生经世派、洋务派之外,湖南保守主义同样浓厚,更多的官僚士绅对西方文化采取的是漠视甚至是敌视的态度。《万国公报》曾评价说:“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见,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设立之电杆,竟敢拔而投诸于火,种种乖僻,皆自困之道也。”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曾国藩倡议的留美教育方案在输送四批学员后,因为受到诸多非议与阻力而过早夭折。郭嵩焘出使英法,著书赞美西方政治制度,惹来物议纷纷,保守人士将他视为数典忘祖的汉奸;好友也无不为他惋惜,王间运叹息他“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李慈铭则认为他出使“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供其监策,随其嘲笑,徒重辱国而已”。更有甚者,当他返回湖南时,官吏士绅“指以为勾通洋人,张之通街”,视之为“汉奸”“贰臣”“投降派”。连他用小火轮拖带木船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

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文化氛围中,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先进知识分子秉持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独立品性,以血性刚烈之气,不惧物议,敢于在国家民族危机危机之际挺身而出,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为古老的湖湘文化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

四、洋务运动中湖湘文化的嬗变

就文化而言,洋务运动是一次中西文化的对撞后的学习与交流,是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走出封闭的世界,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湖湘文化也开启了近代艰难转型的历程。

湖湘地处祖国内陆,自然环境相对闭塞,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促使儒家学说长期占据文化主流。湘军创建之初,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将镇压太平天国视为保护孔孟道统的“卫道”之战。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湘人普遍认为这是传统儒学的胜利,以致战后湖南大修书院,保守主义、复古主义盛行。湘军群体也由此分化,“留在外省的不少人成为洋务运动的骨干,回到本省的则成为封建经济的支柱,封建文化的卫道士,他们成为湖南社会中保守顽固营垒的中坚分子。”

相比于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曾纪泽等担任过驻外公使,走出国门见识过西方社会,他们关注点不仅仅如前者那样停留在军工、教育上,他们的思想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有了极大的区别,脱离了传统湖湘文化的认证樊篱。

郭嵩焘在出使英法过程写成《使西纪程》《伦敦与巴黎日记》中,对西方先进文化给予了公允评价。经过考察,他认为西方文明昌盛、国家强盛的根源在于政体。他认为议会制、多党制与民选市长制可以起到制衡权利的作用,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因而剂之以平”,能够保证国家长久稳定发展。他反思中国传统“德治”,不如西方推行法治,“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者,专于已者也,故其责天下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已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他还主张中国也应以工商为本,商贾可与士大夫并重,以便为进一步取法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基础。同样担任过驻外使节的曾纪泽,也意识到了西方之所以能够强于中国,绝不仅仅在于其“船坚炮利”,其政治制度亦有可取之处。“纪泽自履欧洲,目睹远人政教之有序,富强之有本,艳慕之极。”

盡管他们的建议、思考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变革,但代表一种历史的力量在推动湖湘文化向近代化转变。此后,随着王船山的著作以及魏源《海国图志》在湖湘的流传,湖湘文化从自身资源中重新找到了前进的动力,通过谭嗣同、黄兴、宋教仁等人,继续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阮富春)